翻译经常被用作“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一个核心特征，尤其是在大卫·达姆罗施 （David Damrosch） 的著作中，他在许多研究中声称，作品在不同语言语境之间的流通支撑起任何属于这一类别的作品的“收益”，也就是说，翻译使文本“在其语言和文化源头之外的更广阔世界中流通”（Damrosch，2003，第12页）。这种跨国、跨文化和（至关重要的）跨语言的置换也部分体现了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在《文学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Casanova，1999）中的向心论（centripetal thesis），根据这一论断，文章穿越巴黎的旅程（通常伴随着译成法语）起到了一种将文学作品神圣化，而且往往是经典化的途径。本文通过关注世界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探索、扩展并最终挑战了此类解读，不仅表明在这样的背景和理解下，翻译可能形成一个关键的桥段或视角，通过它可以识别和探索与此类别相关的写作，而且将“世界文学”以这种流通和关系术语中进行构想，使我们能够分析翻译认识论的存在和功能。
“世界文学”这一概念——自1827年歌德首次以Weltliteratur形式提出，一直试图打破民族文学研究中明显存在的方法论上的国族主义（the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及其相关的（通常是民族语言学）的假设；然而，它常常用另一种偏见来取代这种偏见，即单语认识论（a monolingual epistemology），即以脱离语言的研究方式研究文学，而忽视了多语言研究的挑战（Phipps，2019）。这种单语主义（monolingualism）——在英语主导的学术界尤为明显，通过全球学术出版业所依赖的英语规范性得以延续——受到了大卫·格拉姆林（2016）等学者的严厉批评；并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一种翻译动态（a translational dynamics）支撑起了文学作品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在教学背景下，基于目前已经被广泛认可的对译者（不）可见性[（in）visibility]的理解，越来越多用英语学习“世界文学”的学生被教导有意识地以译文形式阅读译文（Baer和Woods，2022），突出译者发现的挑战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假设他们作为读者可以无缝访问“原文”。这种方法呼应了克莱夫·斯科特（Clive Scott）（2012，2018）等学者的杰出著作中日益普及的认识，即翻译本身可能是文学分析的最高形式，因为它涉及微观和宏观，意味着对文本无与伦比的亲密，不仅熟悉其多义性和其他语言（并在实际上是多模态的）微妙之处，而且也熟悉文本间和跨文化的共鸣。这种对文学作品的消费和接收的反思与对其生产的日益关注相互补充，瑞贝卡·沃格维茨（Rebecca Walkowitz）（2015）探索了世界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本质上是“天生被翻译的”（born translated），即翻译如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媒介，而不仅仅是文本后续流通的一个元素。
本文基于上述背景，旨在强调“世界文学”作为知识和文化差异的场所，在这样的理解中，翻译扮演着特殊的且多重的角色。因此，本文试图超越翻译作为一种方法论，提出一种翻译认识论，以促进知识构建中对语言敏感性的日益重视，这一点在芭芭拉·卡辛（Barbara Cassin）的关于（in）traduisible 概念的哲学干预（2004）中尤为明显，该概念是由艾米莉·艾普特（Emily Apter）（2013）等人涉及“世界文学”进行发展的。文章认为，“（不可）翻译”[（un）translatable]的概念对于“世界文学”研究本身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处理该术语与其他语言传统中的（不完全）等价词之间的差异和趋同：Weltliteratur、littérature-monde、literatura mundial…与此同时，正如迪利普·梅农（Dilip Menon）最近在《Changing Theory: Thinking from the Global South》（2022）中所展示的那样，任何系统地尝试以开发适合分析全球的阅读和分析实践都依赖于生成一个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概念词汇，这种词汇必然是多语言的，但同时又承载了寻求消除语言霸权的翻译方法。然而，从这一背景出发发展翻译认识论所面临的额外挑战——既存在于文本中，也存在于随后的解读中——在于避免任何双语（甚至多语）方法的两极分化含义，并跟随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等人挑战这样的假设，即翻译破坏了这样一种概念：“人们居住的世界是一个连续而无边界的，其特征和轮廓千变万化，但却没有接缝或间断”（Ingold，1993，第22页）。
阐述这一方法的主要思想家之一是爱德华·格里桑（Edouard Glissant），他最初以对安的列斯群岛问题的探讨为框架，后来在更广泛的全球框架下提出这个观点的。他是2007年“For a World-Literature in French”宣言的签署者。格里桑通过“Tout-Monde”的概念质疑“littérature-monde”的概念，一方面他挑战了最初定义法语写作的“in French”中所固有的单语主义，另一方面他将自己对“在全世界所有语言面前”（in the presence of all the world’s languages）（en présence de toutes les langues du monde ）（Glissant， 1996，第 40 页；英文为作者依据法文的翻译）写作的思考与一个连贯的翻译认识论的陈述联系起来，这一陈述在他作为文学实践者和全球思想家的作品中都清晰可见。在其中一部他最后的作品《La Cohée du Lamentin》中，格里桑认为翻译不是次要活动，而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流派：“它不仅是一项仅限于两种语言系统之间奇妙对等的发明；它还创造了新的类别和概念，它动摇了现有的秩序”（ It is not only an invention limited to marvellous equivalences between two language systems; it also creates new categories and concepts, it shakes up exisiting orders）（Elle n'est pas seulement une invention limitée à des équivalences merveilleuses entre deux systèmes de langage, elle crée aussi des catégories et des concepts inédits, elle bouscule des ordres établis）（Glissant，2005 年，第 143 页；英文为作者依据法文的翻译）。翻译在这里被视为“让语言和文化在新的对话语境中流通，以新的动态方式将它们与历史传统结合起来”（Bermann，2014，第80页）。迄今为止，尽管在翻译理论文献中罕见，但格里桑在其职业生涯中提出了大量关于语言和翻译的思想。同时，作为当代“世界文学”新兴经典的一部分，他自己的作品本身也经历了翻译过程，确保了其对后殖民思想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这一过程在“格里桑翻译项目”中持续。
在《La Cohée du Lamentin》中，格里桑将翻译与“关系”（Relation）这一此前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概念联系了起来。他认为翻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多重关系”（multirelation）。它将世界所有的部分联系起来，在过程中但并不依赖于任何走向普遍等价（universal equivalence）的举措，而这种普遍等价最终会抹去或吸收政治、文化和历史的特殊性。塞利亚·布里顿（Celia Britton）（2008）认为，格里桑认为翻译是“一种连接两种语言的新语言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a new langage that bridges two langues）（第78页），即一种创造性的过程，它关联并激活被视为独特的语言和文化系统，并将这种联系转化为一种翻译关系的新形式。因此，本文将翻译视为格里桑“新群岛思维”（new archipelagic thought）概念的一个关键要素，其中不透明性的作用方式类似于不可译性，避免了封闭思想系统的剧烈的两极分化。最后，我来探讨一下格里桑在《Traité du Tout-Monde》（1997）中如何通过对“赋格的艺术” （art of the fugue）的描述创建翻译认识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