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和少数几种欧洲语言因殖民历史而获得全球主导地位，至今仍然继续延续着语言帝国主义，并助长了文化同质化和全球交流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在线数据通过自我延续的循环机制继承了这些语言、文化和认识论上的不平等，并通过将这些不平等输入翻译机器而加剧了这种不平等。
学术界的线上和线下知识生产都无法逃脱这种自我延续的循环。许多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忙于争夺全球排名的更高位置，不加批判地依赖于科研评价体系，这些评价体系贬低本土性相关研究，尤其是当这些研究是用英语以外的语言进行的时候。用英语发表的论文数量的指数级增长给非英语学者带来了压力，他们不得不承担翻译的安排协调上的以及财务方面的负担。
鉴于问题的广泛性和学术工作者面临的压力，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可能看起来是物超所值：它们可以几乎即时地以多种语言提供大量研究数据，而且成本比人工低。然而，在向公众和科学界展示的“公平和多样性”的话语以及随之而来的“免费增值”界面背后，隐藏着一种不道德的、榨取式的翻译和创作模式，这种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劳动和文化成本。《Encounters in translation》试图通过长期的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系统地克服其中一些问题，而不是零零碎碎地、毫无规律地解决这些问题。它试图通过绕过对缺乏人为监管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不加批判的依赖，转而采用一种协作的、多语言的、基于社区的翻译模式，为学术交流提供更丰富、更人道的替代方案。
《Encounters in translation》将翻译视为跨学科和知识转化实践中的新范式，旨在连接、调解和整合被封闭在学科和社会壁垒之中的、以及分散在知识生态系统中处于语言中心和边缘地带的知识。它力求创造一个空间，让具备必要专业知识的学者能够积极参与在知识生产和流通语境下的关于翻译的政治性和实践性的辩论，无论其种族、民族、宗教、地理位置、性别、性取向或移民身份如何。
公平和可持续的知识生态系统需要跨学科和学科内部的参与和审议。翻译研究在开放科学运动倡导的跨学科知识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与其他学科一样，它必须首先将批判的目光投向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及自己在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和整个世界中的位置。其所秉持的优先议题和话语体系，传统上将其处于主导权力结构中，延续了各种盲点和偏见，这些盲点和偏见越来越多地被 Kotze (2021)、Bush (2022)、Price (2023) 和 Tachtiris (2024) 等学者注意到。该学科进一步致力于阐述一个基础叙事，将其自身起源定位在“西方”；Baer (2020) 剖析了这一叙事，并将其称为“翻译研究的起源神话”(第 221 页)。它以西方为主的视角，继续贬低被种族化的主体（racialized subjects），并支持一种延续欧洲帝国主义遗产的全球种族秩序，而数字经济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遗产，而这一遗产在很大程度上被翻译学者所忽视或淡化。
翻译在协调种族及其与语言、性别、文化和知识的交互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被理解、忽视、压制或调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翻译研究中，或者在批判性种族研究的各个学科中，很少有人或根本没有人探讨翻译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后一种文献中，翻译充其量被当作一种修辞手法或者比喻，而不是一种塑造知识产生、传播和赋予（剥夺）价值机制的复杂的跨语言过程。与此同时，种族化和其他被边缘化和被剥夺权利的主体在翻译研究和实际翻译实践中仍然得不到足够的关注。正如 Inghilleri (2020) 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翻译在历史上以及今天在延续不平等和压制被压迫者的声音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就“有责任发起和确立以对抗针对边缘化声音所施加的遏制和控制机制为目标的翻译实践”（第 98 页）。这些实践还必须包括创建话语平台基础设施与研究和写作模式，使传统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学者能够用自己的声音发声、被听到并“在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Kotze，2021）。
《Encounters in translation》致力于在各种知识生态系统和社会中开辟空间，以公平和合乎道德的方式反思翻译。通过对开放科学、关怀、公平和可持续性的政治承诺，来重新理解写作、审阅、出版、阅读和翻译工作，是我们正在建立的替代方案。这一方案抵制学术和学科壁垒中知识的封闭化，挑战支持这一过程的学术出版体系的企业结构，抵制对有色人种学者和位于全球南方和“北方内部的南方”的同事的边缘化，以及对被视为二十一世纪学术出版业未来的人工智能驱动的全自动翻译与日俱增的依赖。我们邀请所有对翻译研究和实践及其在知识生产和构建中的作用感兴趣的学者加入我们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