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探索了革命性语言的流动性——不仅仅关于它的内容，还有它的传播，它去了哪里以及演变成了什么。本文取材于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资金支持的项目“激进的翻译：革命文化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传播（1789-1815）”（Radical Translations: The Transfer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between Britain, France and Italy (1789-1815)）的研究。该项目确定了近1000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翻译作品，并构建了约500名译者的群体传记，以绘制革命时期激进思想的传播。 其中许多翻译作品都具有很强的表演性，译者积极寻求将自己融入到跨国的革命叙事中。在当时，这些革命叙事正在发展，他们热切希望参与其塑造的过程。通过翻译，他们试图建立跨越国界的团结互助网络，并参与跨国辩论。他们彼此之间有分歧，甚至公开的竞争。这个翻译语料库，除了是将自由和平等的激进语言如何扩展到新语境的主要记录（迄今为止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之外，它还记录了译者自身的社会和政治网络。
然而，复原一个译者作为历史人物（historical actor）的作用并非没有挑战。译者的隐形“特质”在翻译研究中已是众所周知。 但往往是由于其他原因，激进的翻译家的世界才鲜为人知。一些翻译家，例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他们的翻译工作常常被他们更著名的著作所遮蔽。其他同样引人注目的，例如米拉波（Mirabeau），则将翻译用作自己的隐形斗篷或者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手段。但仍有大量其他人匿名或用笔名写作，要么是因为担心受到其产生的影响，要么是因为他们如此众所周知，以至于不需要署名。
因此，这个项目中关键的挑战是识别大量在革命时期传播的匿名和使用笔名的翻译。为了实现识别，我们用译者的群体传记研究和社交网络研究来补充翻译的文献研究。尽管群体传记学和网络理论相关，但是两者是不同的。群体传记学是研究有着相似特征的一群人，这些人的个人生平很大程度上不可追溯或者只能间接了解。就像我在稿件中解释的，记录（例如在革命中的）“多元主义运动”的复杂性是有用的。其中的挑战是既要记录已知核心人物，又要识别许多不起眼的偶尔参与的人物，以及那些一定情境下可能被视为的跟随者。
这些社交网络（以及其文本产出）有不同的持续时间，更不要说其往往非常短暂，这本身就会带来翻译问题。毕竟， 一个英国激进分子不同于一个法国雅各宾派人或者一个意大利爱国者。尤其，随着革命进行，革命者强烈地感受到关于 “本土的” 与 “外来的”政治身份的困境， 而且这种困境变成了他们在许多翻译中提到的一个关键主题。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不同又相互关联的革命运动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并且如何通过这些相互作用而产生变化的（changed through this inter-action），追踪不同个体和群体在不同时期是如何进入和退出革命是必要的，它可以联合起来促进对共享的但又相互区别的革命叙事的构建。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翻译材料是强大的资源。现今的学者，已经把研究重心从“影响”的观念，转移到随着翻译文本穿越空间和时间，翻译如何能够激活多种多样的接受视域（reception horizons），进而揭示了困境和阻力对于理解文化影响力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但是，革命有其自身的时间性（temporalities），这个需要纳入考量。在我们的项目中，通过在五个不同的年代（分别反映了英国、爱尔兰、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背景）中绘制我们的翻译语料库， 我们解决了这个挑战。这些时序表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我们构建出来的， 目的是为了反映既和翻译有关又和革命历史相关（例如政权更迭、审查制度和军事行动等）的事件的排列顺序。通过建立人物及他们的文章和事件（挑战这些人的事件）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推断什么可能会触发人们对翻译的新兴趣，无论是作为一种公开的交流模式或一种隐蔽的活动，通过它译者可以“隐藏”在其他文本或者作者之后。
这引出了我最后一点：革命总是和“伟人叙事”的构建联系在一起。但是，正如我希望展示的那样，把行动派翻译（activist translations）看作是把两个或者多个时序表组合在一起的“元语句” （metastatements） 或者“元叙事”（metastatements）更加准确。理解元叙事的作用是理解翻译双重角色的关键，因为两者都是与过去决裂的催化剂，也是未来权威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