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应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思想，译者在翻译原住民神话时的任务是什么？这篇文章尝试去识别其中风险，并认为风险很高。作者在与委内瑞拉东部雨林中的土著居民（通常被称为“瓦劳人”）合作的数十年中，发现了这其中存在着棘手的翻译和殖民暴力问题。
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推崇的经典的 “美国人类学传统”，把民族志的收集，本土神话以及其他本土叙事的翻译置于人类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的核心。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保罗・拉丁（Paul Radin）、梅尔维尔・雅各布斯（Melville Jacobs）、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和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的声誉的建立，有一部分，是通过收集， 翻译，和阐释美洲原住民神话，并利用它们作为关键知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发展框架，用来进一步概括语言、文化、“世界观”和心理特征。这些作品不仅仅限定在北美洲。大概最著名的要属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出版的一套四卷《神话学》（Mythologiques on the mythology of South and North America）（1969 （1964））。对列维-施特劳斯来说，神话是关键的信息来源，可以用来揭示人类文化的根本逻辑，美洲印第安人基本的文化模式及人类思维结构。
这个学术传统，通过所谓的“本体论转向”（the ontological turn），尤其是爱德华多・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和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的作品，最近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 （2004：481）表示，“印第安人的宇宙观”， 通过“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描绘了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关系：人类，动物 和物体通过他们“从不同角度理解现实世界”来定义。
过去的几十年见证了来自从事收集，翻译和阐释的学术实践的本土学者的批评。切罗基学者Chris Teuton（全名Christopher B. Teuton）（2012）对白人学者对与美洲原住民叙事的研究，普遍采取宽容的态度，他采用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和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的理论，从切罗基人的角度呈现切罗基故事的收集和解读。于此同时，他把他的研究放在美洲印第安人研究及他个人和切罗基社区的关系之中，促使他将切罗基读者作为他的主要受众。相比于给白人受众提供走进原住民世界的特权通道，Teuton倾向于认为白人受众适应这些来自切罗基角度的叙事可以教会他们有关原住民主权、去殖民化和民族自决的知识。胡帕、尤洛克和卡鲁克的后代Cutcha Risling Baldy（2015），谴责白人学者用简单的方法翻译原住民的叙事，通过消除来自本土的理解认知和扭曲神话人物的本体地位来施加殖民暴力。Gerald Vizenor（明尼苏达奇珀瓦部落）认为白人学者通过把这些叙事作为文化信仰和世界观的直观反映，已经从根本上错误地构建了美洲原住民叙事的本质。白人学者的翻译和解读消除了“创造性的讽刺”（the creative irony）（2019：4），因此错过了它们作为“天生的自由、自然的运动和生存”（95）这些概念的根源。
作为一个积极参与的行动派学者，作者被阿马库罗三角洲的居民在1985年要求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形式以帮助设计双语教育计划和适合其自身文化的医疗保健形式。近四十年来，翻译已经成为他在那里的关键角色。Briggs被要求翻译请愿书，用来给当地医疗、教育和其他资源提供途径和机会，结束劳工和生态虐待；他为被诬告杀婴的原住民妇女提供翻译；他和来自委内瑞拉的公共卫生的医生，Clara Mantini-Briggs，一起工作，花了很多时间为健康教育工作做翻译，尤其在霍乱和狂犬病爆发的时候（Briggs 和 Mantini-Briggs 2003，2016）。
阿马库罗三角洲居民认为神话（deho nobo）至关重要的。杰出的领袖和教育家 Librado Moraleda 指出神话对于去殖民化学校至关重要（Escalante 和 Moraleda 1992）。作者并没有探究神话本身，而是选择录制的方式记录神话，比如在表演进行的仪式期间、故事大师在教导新手时、日常生活中的随意交流时、以及在夜晚神话大师为社区精心表演时。
之前对翻译实践的记录是有问题的，它往往太关注语内和语间的维度，并将表演简化为文本。因此，缺少Susan Gal的见解（2015：224）关于翻译是“有效地指向一整套符号学过程”。更重要的是，翻译还将作者置于某种“提取方式”（extractive modality）中并受到原住民学者批评。基于对话的过程有望避免角色名字和角色本体状态的误译。这可以让本土的视角——这些叙事者和其他人的视角——带到翻译和解读中。然而， 它在回应Teuton、Risling Baldy和 Vizenor的呼吁方面还远远不够，即将叙事研究置于原住民对主权、去殖民化、民族自决、自由和生存的要求的更广泛背景中。值得注意的是，它未能在神话的翻译和解读中直面殖民主义带来的深远遗产，也未能回应将其定位为收复土地和反抗压迫进入去殖民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历史号召（参见Tuck 和 Yang 2012）。
著名治疗师、讲故事者和政治领袖圣地亚哥・里维拉（Santiago Rivera）演绎了“非原住民的成长神话”，将其描述为不仅是针对作者的，而且是关于他的生存历程。表演中有一段讽刺性的内容，讲述原住民如何变得贫穷以及非原住民如何变得富有，而传教士则将其解释为原住民文化贫困的证据。里维拉出色地深化了Risling Baldy、Teuton及Vizenor提出的挑战，提出了翻译原住民神话的基本问题，质疑谁有权决定神话的构成，以及一种非殖民化的翻译应当包括的内容——通过将神话的行动与对抗非原住民对其土地、沿海水域、劳动和妇女性行为的剥削的斗争联系起来。就像表演理论挑战作者参与到原住民的抗争中那样，它对主张“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学者爱德华多・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和菲利普・德科拉（Philippe Descola）的丰富的神话分析和非殖民野心提出了疑问，延伸了由德科拉的阿拉韦特对话者（Araweté interlocutors）提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