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1993 年夏天，几位诗人和音乐家， 其中许多是阿莱维派，在锡瓦斯（土耳其）的Madımak酒店参加会议。 酒店客人之一是土耳其作家阿齐兹・聂辛 （Aziz Nesin），他曾因宣布翻译萨尔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的《撒旦诗篇》而引起争议， 该书因涉嫌亵渎伊斯兰教而受到广泛谴责。7 月 2 日，周五祈祷后，锡瓦斯的居民游行到酒店并在酒店纵火。 该事件导致三十七人死亡，多人受伤。 国际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点是成功逃脱袭击的聂辛在此次事件中的扮演的角色。这个叙事框架并不是没有逻辑的：《撒旦诗篇》意大利译者在此之前曾被骚扰，其日本译者被谋杀。这篇文章以锡瓦斯事件的若干叙述为基础，结合替罪羊机制对其进行讨论。这一机制是在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2005，1986）作品中关于模仿、欲望和暴力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构建。
吉拉德的模仿理论假设，在任何社会群体中，人类的欲望并不是受自主选择或者自身偏好引导，而是由他人的欲望引导。人们觊觎他们所钦慕的模范人物赋予价值的事物和地位，并且欲望最终将模范人物变成了竞争对手。因此，冲突就会随之发生，并可能演变为暴力。在激烈的冲突和争论中，陷入相互模仿的个体之间会出现可怕的对称性，整个社会群体可能因此陷入混乱。为了阻止暴力的蔓延，群体中的所有成员说服他们自己，他们中的一个人为这困扰他们的不安负责。这个人，作为替罪羊，被视为紧张局势的唯一根源；而事实上，所有人都对这种紧张局势负有责任。这个替罪羊会被群体驱逐或者谋杀。对这种牺牲的广泛接受恢复了群体成员之间的秩序，至少在欲望再次猖獗之前会是这样。因此，在吉拉德的作品中，暴力既是毒药也是解药。例如，祭祀仪式可以被解读为在受监管、受控的环境中的暴力宣泄，从而防止暴力不受控制的扩散。
在这个框架之下，替罪羊的筛选，或者说替罪受害者的筛选，取决于对罪责的普遍认知，而这种认知不一定与冲突状态的任何具体责任相对应。受害者之所以被选择不是因为他们的罪行，而是因为他们“既不在社区之内，也不在社区之外”的模糊立场（Girard, 2005, p. 287）。译者们，通常在其所在的社区中靠近边界的地方占据有限的位置，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共同的指控，即他们有所谓的背叛或欺骗倾向。像阿普特（Apter） （2007：96）说的，“在和平的环境中，译者天然地会被怀疑”，在充满冲突的情况下，译者的警惕性会加剧，因为他们的调解人角色（mediating role）可能暗示双重忠诚。跨文化的个体在动荡的环境下的、显著的脆弱性被广泛记录，这使得吉拉德的作品与译者处境的相关性尚未得到系统性阐述这一事实更加引人注意。
翻译研究和模仿理论之间缺乏互动可以部分被归因为受到了怀疑论的影响：吉拉德作品包罗万象的本质使其受到多方面的批评。吉拉德曾经宣称过要解释仪式和宗教的起源，他的作品似乎表明，不管社会机构多么不同，只有唯一的对现象的解释，即使现象像希腊悲剧，丁卡人的仪式和现代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一样多种多样（Wrethed， 2022）。因此，该理论的庞大范围使其在许多方面都不够成熟，其中有一个关于翻译的作用最明显的失察：吉拉德式的学术热衷于对广阔时间和空间中的事件和故事进行比较，但是很少有人反思这些叙述是如何通过以文化和语言为中介的各个层面，从经验到解读， 实现具体传播的。对沟通过程本身缺失持续反思的奇怪现象，与模仿理论的关键框架相关，即一个面临暴力风险的社区，在选择牺牲受害者时必须达成一致，这一点更加引人注目。吉拉德（2005, pp. 84， 329）用“恶意传染”（maleficent contagion）来描述威胁，认为替罪羊将提供“治愈”，并且因此选择医学隐喻，而不是对所涉及的传播过程进行可靠的解释。
这篇文章探讨吉拉德关于替罪羊的作品是否可以从对暴力一致性（violent unanimity）的理论不足、及其沟通粗略性（communicative approximation）的更多反思中受益。相反的，文章也同样致力于建立翻译研究是否可以从其与模仿理论有关见解的对抗中受益，尤其是考虑到翻译研究中跨文化叙事框架的冲突。最后，对与《撒旦诗篇》相关的锡瓦斯大屠杀的讨论旨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译者在集体暴力中扮演的潜在催化剂以及受害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