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l pensamiento indígena y popular en América》(1977)中,阿根廷哲学家鲁道夫・库什(Rodolfo Kusch)致力于恢复一种思考形式,他相信这种思考形式根植于美洲大陆,尽管他认为其被遮蔽或者被掩埋在欧洲主导的思维方式之下。“对本土思维方式的研究”,他解释到,“不仅仅是被通过科学的方式发现它的欲望所驱动,也是被拯救一种思维方式的需求所驱动。这种思维方式,正如我看到的那样,在América的深处,而且在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中保有效力”(Kusch, 2010, 第lxxv页)。对他来说,在美洲,从美洲的角度思考,意味着一种本体论的维度:生存于美洲不同于生存于欧洲(being in the Americas is different from being in Europe)。库什将本体论的差异和西班牙语中语言和语法的不同联系在一起,这种不同在英语中并不存在:ser 与 estar。当我们着手把他的书翻译成英文时,这个概念和其他关键概念对我的合作译者已故的玛丽亚・卢戈内斯(Maria Lugones)和我自己提出了挑战,这本书最终出版为《Indigenous and Popular Thinking in América》(Kusch,2010)。
但是,本文的目的不仅仅是为怎样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忧虑,而是要考虑翻译特定作品中的关键概念是如何将世界观和语言视野带入彼此之间的新关系,并产生新的叙事和传统。加迪斯・罗斯 (Gaddis Rose)(1998)认为,概念翻译是分析和解读这些概念的一种方式。根据这种理解,翻译,是一种为概念分析的智识活动赋予文本和物质生命的一种方式,一种以文本形式体现或实现分析的方式。在翻译库什的一些特定的案例中,决定是否或者如何翻译关键概念,例如estar(to be)或者América,可以触发对翻译实践本身的反思。因此,翻译是元语用的实践,促使译者和读者思考语言和概念模式之间如何相互联系,并且如何以动态的方式和社会环境一起演变,被具体的翻译实践所促进。
为了阐明在实践中翻译如何激发这种反思,我聚焦于几个难以翻译的概念,这些概念是库什从拉丁美洲西班牙语中的常用词中识别出的,正如他说的那样, 这些概念作为他的切入点用以揭示本土拉丁美洲哲学传统——或“Américan哲学传统”的基础。 尤其,接下来的重点是地理的、美学的和本体论的术语。库什分离出来的一些关键概念也是我接下来关注的重点,América(这可能会被误译为“America”或者“the Americas”);pulcritud(order or cleanliness)与hedor(stench)的对比,作为拉丁美洲现代性核心的二元对立关系;最重要的,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西班牙语中的 estar 和ser 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库什建立起了一套基于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思维的复杂的本体论理论。对这些日常术语进行解释并赋予它们哲学分量,库什不仅仅只是描绘事物存在的状态;他为拉丁美洲指出了一个遥远的,还未实现的但有望成为的现实。他的标题中的“América”是令人向往的。相应地,我们可以通过翻译中的语言借用来描述América的来世,作为对这片大陆的叙事重构。通过翻译,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新兴的对霸权地理的替代方案。如果说一个闪闪发光的新兴的América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地理的,基于尊重民族国家、国家的边界和可能的身份的另一种叙事,那么pulcritud 和 hedor 呈现了以美学与城市设计为轴线的另一种叙事,同时ser 和estar之间区别则代表了另一种本体论叙事。
对拉丁美洲思维、社会理论和哲学的关注使得新的叙事得以诞生。从库什的 《El pensamiento indígena y popular en América》的翻译中诞生的是另类叙事,它不同于欧洲和欧洲中心主义思维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叙事。这种另类叙述首先描述了从拉丁美洲角度看到(as seen from Latin America)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的出现。从“边缘”的视角来看,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提出了一种分裂或二元对立的假定,即一面是技术创新、进步、经济进步和消费主义的安逸舒适,另一面是感知到的非理性、种族多样性和多语言主义的巴别塔(Babel of multilingualism)。补充的叙述(The complementary narrative),它也同样来自“边缘”的内部,投射了América的想象,以宇宙的不稳定和日常生活的逻辑为基础,打破了实证主义、线性推理、牛顿因果关系、美国实用主义、笛卡尔的身心分离、和其他二元本体论。我们将语言的边界视为一道门槛,人们可以在上面凿一个洞——在语言之间创造一个开口——而不是一个只能通过传统语言翻译才能通过的障碍。文本的选择和翻译不仅仅是美学和语义的问题,更是伦理和政治的问题,甚至关系到可能的未来。因此,翻译——什么文本被选择以及它是如何被翻译的——也可以是认知正义(epistemic justic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