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候危机的话语本质上依赖于翻译这个概念，并且与其交织在一起。在相关文献中，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含义各异，但又相互关联。第一种含义反映在“知识转译”（knowledge translation）一词中，指的是将研究成果传播给利益相关者和普通民众。第二种与翻译密切相关的含义是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有效的行动，而不仅仅是传播它。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含义构成了气候危机话语中与翻译相关的大部分参考内容。最后，在气候危机话语中还提到了对翻译更熟悉但较少被承认的理解，即将研究论文、针对生态焦虑的儿童文学和其他书面材料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以及在国际气候峰会上进行的传译。
在知识转译方面，重点是“翻译”（translating）气候危机的影响成为日常语言，以促进向非专家传播气候科学。在医学中，知识转译用于描述许多主体的共同努力，“知识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转化，或从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Ødemark 等人，2021，第153页）。在气候危机话语中，该术语的使用是零散的，而且与医学领域中的使用相比受到更少的规范，但所认定的翻译流程同样是单向的。气候科学家们所掌握的信息和研究发现有望被传播给广泛的用户，这些用户的气候科学背景和对气候科学的理解各不相同。人们认识到，这种终端用户的多样性需要细致的受众设计，以适合每个场合与媒介。然而，这种设计很少被寻求或实现。将对气候紧急情况的研究转化为与社会各界直接相关的具体信息，被视为是采取行动的关键，但这种转化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人类为中心的风险，即根据人类的特定需求或期望来量身定制科学信息。
尽管传统上强调实现这种知识转化的需求，但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认识到，他们还必须倾听和学习当地社区的不同经验。为减缓、阻止或扭转导致气候危机的全球变暖，需要采取全球行动，这一行动预计在世界各地是一致的，例如结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饮食中消除肉类和奶制品，以及转向可替代的公共交通方式。然而，地方性在气候危机的经验中至关重要——无论是洪水、干旱、野火、热浪还是寒潮，还是应对气候危机需要采取的措施。同一套全球生态数据在不同地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即需要根据地质和社会学差异对数据进行不同的解释。因此，科学信息的翻译需要考虑目标受众在时间和地点方面的特殊性。
在气候危机的话语中，翻译的第二种更隐喻性的使用与对知识转译的焦虑密切相关。它主要围绕将通过知识转译获得的抽象信息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行动这一想法，但这种意义上，翻译也用于将理论（或行动、计划、证据、法律、感受）转化为实践、项目和行为的改变。在这里，翻译不再是知识生产者和知识使用者之间的桥梁，而是像炼金术一样，将抽象的、分析的和科学的转化为具体的、实用的和社会政治的过程，从而加速所期望的改变。根据叙述者的观点，这种类型的翻译被理解为政府、政治家、政策制定者、科学家或普通民众的任务。换句话说，译者被指定为叙述者以外的人，他们确切的身份一直处于未决的状态。研究人员和活动家普遍认为，这种类型的翻译面临许多挑战，包括从短视的政府政策到个人的冷漠。
需要跨越的被感知到的断裂——科学信息与其切实的影响之间、前沿研究与其在法律、政府政策和个人生活方式选择中的广泛应用之间——源于另一个被感知的鸿沟：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如果将自然与社会视为两个不同的实体，自然科学的作用就变成了“将关于自然的事实‘翻译’给社会”，科学专家可以被视为“代表自然的某种解释者”（Naustdalslid，2011，第245页），其任务是展示社会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程度，并通过提供科学解决方案将这种破坏降低。在批评这种应对气候危机的方法时，Naustdalslid正确地指出：“自然和社会不仅应被视为相互依存，还应被视为界限正在变得模糊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系统”（2011，第246页）。
毫无疑问，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在有关气候危机的话语的形成和传播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鉴于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强调包容性和全球信息流通，语际翻译尤为重要。特别强调世界各地的土著社群正在经历气候紧急情况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能够为辩论做出贡献。然而，由于很少或根本没有传译服务，气候峰会的国际代表们往往发现很难理解辩论并参与其中，因为他们必须用第三或第四语言来理解复杂的法律和科学讨论。我认为，认识到当地文化视角的重要性，考虑这些视角如何反映在语言中并受语言塑造，并反思气候危机话语的语际翻译的衍生的影响可能会挑战该领域对于知识转译的主流期望，并可能激励气候科学家找到其他更有效的方法将他们的研究发现转化为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