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原论文的扩展与小幅修订版，原文最初于 2025 年 7 月发表在 Adi Magazine（英文版），经许可转载并译介于Encounters in Translation。

前言

这篇文章写于加沙，在这里，生命本身每天都在被翻译成生存的语言。在围困之下书写与翻译，意味这栖居于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是在废墟，匮乏与无休止的暴力中度过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是在文字中延续的另一种存在——试图跨越边界，与未曾谋面的读者对话。在这样的语境中，翻译不再仅仅是一种机械的操作，而是一种见证的方式，一种在场的伦理，力图在极度脆弱的情况中，将轰炸所湮灭的声音，带入其他能够接纳它们的空间。

当我写下这些思索时，我从未想到它们会踏上这样遥远的征途。如今，它们被译入中文、荷兰语、法语、德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韩语、库尔德语、挪威语、波斯语、罗马尼亚语、俄语、西班牙语、乌尔都语和阿拉伯语，仿佛是在提醒人们——和人不同，语言是无法被围困的。文字拒绝被束缚。它们自由的流动着，以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在国与国支离破碎的鸿沟之间编织起纤细却不可或缺的桥梁。

写下这段前言的时候，我身在爱尔兰。这里的景致与加沙迥异，但这篇文章仍然深深扎根于加沙的废墟与不屈的记忆之中。它不仅诉说我的个人体验，更呈现一种共同的境况：译者如同见证者，被迫在伤痛与文字之间穿行，在不可译与翻译的迫切性之间徘徊。

因此，这篇文章不应仅被理解为自传或报道，而应被视作对灾难时期语言政治的探问。它追问，在隔阂之间传递意义意味着什么，翻译是否可能——哪怕只是暂时——成为抵抗湮灭的方式，以及维系人类存在的一种保障。

译者：见证行将消逝的世界

成为一名巴勒斯坦译者，便要承担起在两个世界之间往返的使命——一个行将消逝，另一个却拒不承认前者正在消亡。这意味着，译者要托举声音穿过沉寂的深渊；将那些承载历史，记忆与创伤的真意暗渡过语言和政治的扭曲屏障；通过抢救一个民族的语言来对抗这段历史的湮灭。译者要做的远不仅是语言转换这么简单——他们挽留损毁，阻止流失，记录被抹除的痕迹，确保哪怕如游丝般轻微的一声证词也能传递到封锁之外的世界。

尤其是在如今的加沙，翻译不再仅仅是一项智力练习。它成为了一种生存工具，和一把对抗遗忘的武器。在加沙做翻译，不仅是在记述种族灭绝，也是在书写战争试图抹去的那些生活中的平淡瞬间：空袭来临前空中弥漫的橙花香气；飘摇在城市上方的祈祷声——也许捱不到天明；随时可能被击毁的教室里，孩子们书声朗朗。这些生活中的寻常对抗着封锁对于人性的侵蚀，让加沙免于成为纯粹的苦难代名词。

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写道，真正的翻译会赋予文章以来世生命——不仅仅是传达原文的形式与意义，更是确保原文得以长存。可是，来世又如何呢？当原文被深埋废墟，当诗人被暗杀，当家园被摧毁，当原文作者也许早已与世长辞，再也无法见证自己的文字踏入另一种语言的世界——这样的来世，又能承载什么样的生命？对于巴勒斯坦的译者来说，这不是一个理论性问题。恰恰相反，这个问题紧要，迫切，且残酷。那些我翻译的故事，并非来自档案。我从房屋的废墟中拽出它们，在空袭的短暂间隙里写下它们，延续着那些可能再也无法亲口诉说的人们的生命气息。

巴勒斯坦的声音，往往只有通过翻译，才允许被世界听见。空袭过后，一个母亲哀嚎着她孩子的名字——这样的声音，世界不要听。她那尖锐的哀恸必须先被柔化，过滤，再被处理成方便消化的样子——谁让这个世界早已习惯了用人道主义报道和理中客式的标题来框住一个悲剧。尽管我知道，让一个故事保持原貌会发生什么，但我仍拒绝对其进行调整或妥协。于是，这样的翻译被扔到了一边。因为它们太锐利，太迫切，太容易引发不适。为了维持低熵状态，这个世界总会选择司空见惯的叙事，而舍弃那些以摧枯拉朽之力搅动社会陷入不安和忐忑的声音。于是，翻译不仅成为一种必要之举，更成为了一场道德上的斗争：译者需要去寻找一种语言，它既能阻止那些声音消失，又能抵抗它们被驯化，让痛苦得以不被柔化过滤，同时又能穿越那些语言关卡——它们会决定谁的痛苦被听见，谁的痛苦被遗忘。

我在每一个自己翻译的故事里，切身体会着这种拉扯。在一个由阿拉伯文学杂志Arablit主办的书籍合作项目中，我负责翻译穆罕默德·泰瑟（Mohammed Taysir）的故事 “نوارس تنتظر شاطئًا لا يصل“ (《海鸥守望遥不可期的海岸》)——故事讲述了一个流离失所的男人凝望着一个小女孩，她紧挨着妈妈坐在一辆牲畜运输车的前座，头发上点缀着细小的花朵。在阿语原文中，女孩的蓝色裙子“濒临绽放”——这是一个细腻的动词，意味着被卡车发动机呛人的柴油烟吞没的，只被定格了一霎那的美。当我在翻译这个词时，我犹豫了——直译成英文，也许会让这个词失去其原有的厚重感。在阿语中，这个词所蕴含的深意让人一目了然：小女孩，她的裙子，还有她的未来。她们都被剥夺了绽放的瞬间。但在英语中，我能相信读者会通过“almost blossomed” (几乎绽放)来捕捉到这样细腻的情感吗？还是说他们只会草草略过，正如人们总选择忽略那些与己无关的悲剧？

我们该如何用一种早已被驯化、趋向中立的语言来传递哀伤？我们又该如何在一个早已将摧毁和破坏正常化的世界里找到合适的词汇，来承载废墟里的家园的真相？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固有的边界，但英语——尤其是发布在主流媒体，外交申明，和“双边平等化叙事”上的英语——却是被人为建构，以剥夺巴勒斯坦苦难的主体性：将大屠杀弱化成“矛盾升级”，将围困削弱成“安全措施”。将加沙翻译成英文，就是在与那些有意模糊加沙真面貌的体系做对抗。这便是巴勒斯坦译者的流放——他们游走于两个世界，却不被任何一方接纳。

即便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清楚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流放。我被夹在阿拉伯语和英语之间——前者承载哀伤、亲密感与不可翻译的即时性，而后者承载外交辞令、疏离感和被条理化的暴力。在阿语中，失去的重量是清晰的。母亲并非只是“失去”孩子；她是哀恸的、崩溃的、被击垮的。而在英语里，失去显得被动、冷漠——仿佛只是自然发生的事情。炸弹会“瞄准”，房屋会“倒塌”，孩子会“被杀害”，好像没有人应当对这些事情负责任。翻译就是与这些结构作斗争——拒绝侵略者的话语体系，把被抹去的行为主体重新带回句子之中。

战争翻译的伦理

翻译从来就是一举背叛。正如意大利的谚语“翻译即背叛”所说，翻译总会带来缺憾，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意义总会有所扭曲。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瓦尔特·本雅明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就是一个令原文发生蜕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文的意思从不是被简单的传递成另一种语言，而是被再创造，被重构，被重新解读。而对于巴勒斯坦译者而言，背叛的利害关系则更为重大: 翻译是话语与诠释的战场，是一场危机四伏的协商。每一个词都潜藏着伦理的困境，每一句话都直面权力的对抗。翻译所固有的背叛，早已超越了审美与忠实的层面，而成为关乎存亡的抉择。

翻译加沙不仅在于推敲准确的字词，更在于寻找愿意聆听的耳朵。巴勒斯坦译者一方面急切地想要传达第一手的真相，另一方面则受制于全球话语体系对于真相的下意识回避。所以，光有准确是远远不够的；这个世界习惯了捂上眼睛来逃避悲剧。巴勒斯坦人民的哀伤，必须要刺穿这道人为设置的屏障。这不再是语言转换的问题，而是对译者耐力的考验，一场译者与全世界的对抗。译者的任务不仅仅是找到正确的译文，更是要确保那些破坏和毁灭也能不加柔光滤镜的被真实呈现——不让摧毁家园的暴力成为一个轻描淡写的隐喻，不让一个孩子的死化作冷冰冰的数据。做翻译，就是要对抗这个世界的健忘——哪怕那些痛苦本身无法通过语言传达，它们仍必须被听见。

最能切身体会到这份重担的，莫过于已故诗人，教授，编辑里法特·阿里尔（Refaat Alareer）。他的作品和人生都彰显了拒绝沉默的紧迫性。作为加沙文学的领军人物，阿里尔不仅创作出充满洞见的文字，也引领加沙的声音冲破战争的迷雾和媒体的滤网，让它们被世界听见。在他突破性的文集《加沙回函》(Gaza Writes Back) 中，阿里尔没有选择收集那些能够柔和加沙形象的故事，或刻意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相反，他选择了一种更冒险的方式：赤裸地直面痛苦、矛盾或敏感议题。他召集的作者不为取悦读者而写作，他们要做的，是夺回长期被剥夺的叙事权。他们的故事拒绝使用被动语态和谨小慎微的人道主义用词。他们拒绝大而化之的抽象叙事，而选择用刺痛的语言来展现家园被炮轰时熟睡的孩子，在检查站被强行拆散的爱人，以及那些被无人机空袭惊扰的清梦。阿里尔的编辑愿景不是去赋予加沙之痛以美学价值，或是通过平行叙事和比喻让其国际化。相反，这本书直言不讳的叙述，不加修饰的记录，拒绝将巴勒斯坦的哀痛改头换面。他的信念很清晰：巴勒斯坦作者不需要将现实翻译的更可读。这些故事只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被听见。他的巴勒斯坦叙事不是供人们做政治讨论或产生人道主义同理心的生硬数字，它们是文学作品，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的文学呐喊。

阿里尔的作品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它能够让世界避无可避地看见加沙。他的叙事不希求在他者的语境中得到理解，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触及世界。也许正因如此，他才会被盯上。暗杀阿里尔，不仅是暗杀了一个深受爱戴的作家和教育家，更是一场针对语言的有意打击——试图消弭那些拒绝沉默的民族之声。但阿里尔的作品得以永存。每条句子，每篇书页都以绝不顺从的姿态，穿越过封锁区。它们不仅在对抗遗忘，也在试图颠覆外界一直以来强加给巴勒斯坦的叙事枷锁。

当然，翻译的重要性不仅局限于加沙和巴勒斯坦，它对于所有反抗殖民与流放的斗争都同样关键。在这些行动中，语言一直是核心战场。在《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爱德华·萨义德文化随笔集》一书中，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写道，流放不仅代表了一种流离失所的状态，同时也会使人建立“复调性感知”：这种感知的建立，源于长期在不同世界之间的游移，一边忍受着对失落故乡的怀念，一边被迫用非母语来表达这种失落。巴勒斯坦译者便身处这样断裂的空间，跨越着不同世界之间巨大的鸿沟。

但翻译不光在记录失去，更是在收复语言——拒绝本民族的语言任由侵略者摆布。翻译工作——尤其是从阿语译入英语——天然带有政治属性，因为它打破了语言的等级制度，而正是这种等级制度决定了哪些语言被听见，哪些被噤声。当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的诗歌被译介时，它们不仅将巴勒斯坦的苦难纳入世界文学的版图，更是在对抗那些试图将巴勒斯坦身份排挤至边缘的叙事结构。他在 “Earth presses against us” (《大地压迫着我们》)一诗中发出了天问，“行至国界尽头，前路又在何方？”——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一位流离失所的人，和每一个被流放的灵魂。他们的生命被国界所界定，而国界如何界定，他们根本没得选。而译者的职责，便是带领这些文字跨越语言的边界，确保这个问题在更辽阔的世界里不断回响，并迫使世界给出一个答复。

但这也带来一重新的困境。英文长久以来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作为前殖民统治者的语言，和当今主流媒体宣传的官方用语，英语一直着意将以色利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刻画为“巴以冲突”。因此，将巴勒斯坦叙事翻译成英文，本身就会引发令人不适的思考：压迫者的语言，能否真正承载被压迫者的真相？英文会不会抹平巴勒斯坦哀伤的沟壑，剥离她的紧迫感，使她具体的痛苦变得过于抽象？在《思想的去殖民化》一书中，肯尼亚学者恩古吉·瓦·西翁戈指出，语言从来不是中立的。用殖民者的语言写作，就意味着要和这种语言扭曲事实、压制弱者的内在结构做对抗。因此，巴勒斯坦译者必须发动一场持续的斗争：将真意颠覆、重塑，并巧妙地穿越帝国语言的缝隙，即便这门语言本不承载这样的真意。

译者的困境：谁来倾听？

最令我痛心的问题，不是我该不该翻译，而是有没有人在倾听。我想起黎巴嫩小说家埃利亚斯·扈利（Elias Khoury）的作品 Gate of the Sun (《太阳之门》)。在书中，“我”对着一个昏迷不醒的男人讲述巴勒斯坦的历史，仿佛通过叙述就能将他唤醒。这恰恰是翻译时常带给我的感受——对着虚空说话，向一个漠然的世界叙述失落。作为一名巴勒斯坦译者，我总会格外关注读者的反应，在说出真相和确保真相被听见之间反复斟酌。

作为巴勒斯坦人，我们必须翻译——因为沉默，是通向彻底抹杀的凄凉薄暮。翻译从来不是中立的——这项工作长久以来，都被笼罩在霸权层级所产生的暴力之下。巴勒斯坦译者不仅要面对语言上的挑战，还要对抗掌控传播渠道与话语权的体系——这些体系决定文字能否被听见，还是被曲解，抑或被埋没。我见过英语新闻标题将轰炸难民营模糊成“杀害平民的空袭”——既抹除了难民的主体性，也消解了施暴者的责任。我也知道，当我坐在书桌前，将一段证词或一个短故事从阿语翻译成英语时，我的翻译工作并不是在一个全然自由的话语空间中进行；我译入的，是一个由委婉化表达和回避性语言建构的话语体系。伦理的困境是真实存在的：若要忠实呈现阿语，我必须时常对抗英语的“中立”——英语偏爱使用被动语态，而模糊责任主体，倾向于塑造受害者形象，而非呈现抗争者的能动性。如果我遵从阿语原本的声音——愤怒，谴责，精确——我的译文就有可能被批评为政治意图明显或是太偏激。但若我选择缓和措辞，那我便是在复制那套迫使我们噤声的权力体系。我在抹杀阿语和指责西方之间走起了钢丝——小心翼翼地在一个不愿正视真相的语言里保存真相。

于是，我陷入了杜波依斯所说的“双重意识”——一方面意识到自己在世界眼中的形象，另一方面又有着不被世界接纳的，作为个体的自我认同。巴勒斯坦译者同时身在这两个世界，却未被任何一个所接纳：他们离战争太近，所以无法做到疏离而中立；他们又因译者的职责而被迫站得太远，所以无法投入全部身心去体会那些痛苦的赤裸与粗粝。翻译加沙，既是翻译自己的痛苦，也是在努力让那些永远无法真正体会的人，至少能辨认出这份痛苦的痕迹。

那个疑问依旧挥之不去：谁在倾听？这些哀伤的文字，在飞越了语言和文化的边界之后，能否抵达那些本不知情却仍需被触动的心灵？亦或，它们会沦为被观赏的悲壮景象与惨烈悲剧，成为巴勒斯坦苦难档案里的又一条冰冷记录——人们会垂怜，却依旧袖手旁观。巴勒斯坦译者近乎执拗地相信，只要文字尚存，名字被呼唤，诗句被吟诵，加沙就不会被遗忘。但恐惧依旧萦绕心头：这个世界真的愿意倾听吗？还是说，我们只是在自己悲伤的茧房里自言自语？

加沙战争期间，我将那些原本注定消失的声音翻译了出来——如果那些句子停留在阿语里，将永远无法触及废墟之外的地方。上文提到一个小女孩的裙子“濒临绽放,却被油烟定格”的故事。在同一本文集中，另一个孩子的梦想是可以和她家的脏衣服一起洗个痛快澡。法蒂玛·哈苏娜 (Fatima Hassouna)在她的 “لارغبةَ لي بالحلمِ الآن، ولا رغبةَ لي بالمدينة” （我不再幻想）一文中，采用了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这篇文章流转于超现实主义与现实，家庭琐事与存在主义危机之间。她文章的主人公夹在了梦境与现实的缝隙，幻想着自己能和家里那堆脏衣服一起被扔进洗衣机。她渴望洗净战争的污秽，像一件湿透的衣服一样被拧干。孩童的天真让她相信，一台洗衣机就能涤除她身上战争的污渍。但残酷的现实是，没有任何一台机器，任何一位母亲的双手，可以洗刷那些已经发生的一切。翻译这篇文章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让我纠结万分：“这个世界曾经那么小，小到可以握在我的手心。如今，它却从我的指尖溜走了。在某个梦境里——具体是哪个梦我也不清楚——我把我曾经熟悉的生活弄丢了。”翻译这句话，不仅在于找到准确的字词，更在于精准地传递句子中无言的厚重。我问我自己：英语能否体现阿语具像化的质感？这个句子中隐喻的分量能否被完整地保留，还是会被消解的抽象又疏离？

当我用英语写下这篇文章时，法蒂玛·哈苏娜还活着。她的文字回荡开来，她的声音回响在我们被焚毁的城市上空，见证着苦难和罪恶，拒绝被抹杀。但是现在，当我为了学术期刊Encounters in Translation将这篇文章译成阿语时，我无比心痛地得知，法蒂玛已经在以色列空袭中身亡。于是，这篇翻译不再是简单的语言表达，它成为了一面镜子，映照着反复发生的悲剧：一个人的生命被摧毁，而他/她的文字尚存，反抗着被湮没。作为一名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加沙，我们的生活不仅被失去语言的威胁所笼罩，也要不断面对一条接一条生命的逝去。今天，我用文字哀悼法蒂玛。明天，如果我像她一样被杀害，这些文字就是我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痕迹。也许有一天，有人会为我哀悼，就像今天我悼念法蒂玛。静默的，内省的，满腔言辞却无处安放。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在记录战争：它们提出了无解的问题，成为每个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蚀骨之痛。比如，穆罕默德·泰瑟那位漂泊的主角问道：“加沙真的有那么美吗？还是被迫流离的人们，总会给失落的家园蒙上浪漫的滤镜？”通过这个问题，他精准捕捉了流亡的残酷悖论：只有失去家园才能清晰地看见它；而身在其中时，却永远无法形成那样明晰的视角。哈苏娜笔下的小梦想家也是如此——每当她醒来，她都会陷入又一次的流离失所——她梦境与真实的交错，体现了逃亡和回归的无限循环，以及对触不可及的家园长久的渴望。当我在翻译这些故事时，我不仅仅是将阿语的文章转换成英语——我对抗的是主宰西方话语体系的结构性屏障——这个屏障决定了哪些巴勒斯坦苦难可以“被接纳”。如果翻译的太真切，太讲人情味，太直白，就有可能被扣上政治辞令的帽子。而太过克制的翻译，则有可能助长对于苦难的抹杀。这便是巴勒斯坦译者无解的悖论：忠实的翻译可能被忽视，而讲策略的翻译则可能导致对原意的扭曲。

于是我回到了起点。不是这篇论文的开头，而是巴勒斯坦译者每一次翻译的起点：那是一个难以承受的事实——这个世界也许永远不会用心倾听；也是一个难以放弃的执念——我们拒绝让沉默成为我们留在这世上最后的声音。外译加沙，就是跨越一座由支离的句法和破碎的生命构筑的桥，译者的使命，就是承载这些故事——它们既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也是不敢轻易卸下的庄严托付。外译加沙，就是对着风说话，而风不应答；是轻声念出一个名字，但声音轻到只能在发声者的耳中回响。但我不会停止诉说，也不会停止翻译，不是因为我相信世界会改变，而是因为停下就代表了投降——承认那个裙子“濒临绽放”的小女孩从来不存在，那对坐在牲畜运输车前座的母女是杜撰，法蒂玛·哈苏娜洗净战争污秽的绝望心声从未被吐露。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要让她们的声音被废墟和瓦砾吞噬。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道，“在万千痛苦中，我存在。” 我也存在在那些痛苦中——不仅作为一个目击证人，也是一个传声筒。一个声音。如果我传扬的故事不受欢迎——如果它们被漠视，被拒绝——我会依旧诉说，因为诉说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因为大声说出死者的名字就是在对抗他们的殒灭。因为用英语写下的每一个关于加沙的句子，都是在试图撼动这个世界的漠不关心。因为，正如莎士比亚笔下一位被压迫的女主角说的那样，我知道“我的舌，将倾诉我心中的怒火；否则，这心，隐忍不言，终将碎裂。”

我不知道世界是否会真的倾听。我不知道这些文字能否传出悲伤的茧房，抵达其他地方。我只知道一件事：若加沙的故事依旧等待，等待被托举过沉寂的深渊，那我便是那托举者。若海鸥还在守望遥不可期的海岸，那便由我来续写它们的存在。